见证娑婆
—— 我人生的三个第一次
中国思者
第一次为人治病
大约是1983年暑假前夕，一天我背着书包从大学图书馆赶回寝室。进门一看，我的年近60岁的伯父坐在靠门口的凳子上，精神有些萎靡的样子。原来伯父是专门上省城来看病的。我大惊，什么病穷困的乡下伯父居然要上省城呢？伯父说是“癌症”，乡医院和县城最好的人民医院都认为是癌症。当然，也是怀疑是癌症（“阴茎癌”），不能确诊，他们便建议伯父往省城就医。当时，我刚好化了一个月时间系统的自学了《中医诊断学》（之前还看过一些《赤脚医师杂志》之类的通俗医学刊物），便正好对伯父来了一番望闻问切。我认为这不可能是癌症，而是良性肿瘤。
但是，考虑到自己是第一次为病人看病，又有两级地方医院都认为患者是“癌症”，为了谨慎起见，我带他到长沙肿瘤医院去做检查，作了三四个化验检查，那些西医化验符号我一窍不通，但是庆幸的是，每张化验单的下面都用中文写了一句：“没有发现癌细胞”。我一看这句话，就放心了。因为我知道癌症的确诊就是靠“癌细胞”。
门诊部医师那里还是要去看看的，反正诊费已经付了，不看白不看。再说我也想看省城医院的医师到底会做什么结论。一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女医师一看化验单，撇一眼我的伯父说，“百分之九十五是癌症，准备手术吧！”“医师，没有发现癌细胞呢！”我怯怯的好心提醒医师说。“你是哪个学校的？”她威严的质问我道。“湖南师大的”，实话实说。“你不懂的，不跟你说！”她不容分说。“那么手术计划怎么做？有无生命危险？”“生殖器全部截掉，生命危险肯定有，生死自负！要签生死自负责任状的！”“手术后可能要输血吗？”“当然可能要输血！”“如果手术，什么时候能开始手术？”“这个难说，现在病人多，至少要等一个月吧！”
我问这些问题，是在为我伯父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作设想的。因为，我伯父的孩子多，很多孩子尚未成家，还有一个残疾大儿子，是个累赘，他的家里生活比较艰难，是属于刚好能解决温饱的那个水平。我知道，这种治疗是我伯父家的经济无法承受的。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这些化验结果，已经断定伯父不可能是癌症。
走出诊断室，我就告诉伯父那个医师是误诊，他的病不可能是癌症的道理。伯父很相信我的话，我就让他回家。因为我只有两三天就考试完，考完就回家给他治疗。
回到学校，同学特别是老乡便来问候与打听情况，我将情况及我与医师的分歧如实相告。同学们都说我“太猛”，简直“神经不正常”，凭我读了这么两本破书怎么敢跟人家省城大医院的医师叫板？！大家都劝我不要执行自己的诊断治疗计划，要听医师的。我当然不会为同学们的无知的好意所动摇。
我回到家里，将从大学图书馆借到的方剂学，诊断学，中药大辞典一字儿摆开，各方思考斟酌，最后选定《仙方活命饮》，照本抄方，四伏中药吃下，阴茎的肿瘤就“溃了”，逸出黄色脓水，阴茎肿胀消退，病症消失，好了。
暑假结束回到大学，同学老乡来问伯父的病，我如实相告，众哑然，也有说我“厉害”的。
后来伯父活到80来岁，前几年才死了。死于“甲亢”。
第一次上课
1984年春，我们班的同学被安排到涟源钢铁厂子弟学校实习，这是一所钢铁厂的子弟高中。
在上课前，我了解到我所实习任教的班的教学进度比同年级其他班级慢了一个课时，而按照实习的统一部署，我们的上课必须同时从统一规定的教学进度开始上课。这样，我班的学生就等于要丢下一节不上就越过知识内容上课。可是这是高中一年级的课，是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常识，逻辑性比较强，前后的依赖性强。我觉得这样去上课，肯定会导致学生难以跟上和接受。于是，我就在征求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利用自习课到这个班补了一节课，将进度赶上来了。
下课后，我征求学生的意见，很多学生说，听不懂我的话。有个女生竟然说“一句也听不懂！”这个评价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心里暗暗的痛下决心：从下节开始，我一定要毫不犹豫的拼命的讲普通话，坚决改变平时的语言习惯。我想值得庆幸的是，这节课没有一个老师在听课，因此并没有影响我在老师们心中的形象。
第二节课，也就是按照规定上课的时候，我们大学的带队老师还有他们本校的原任课老师及十多个实习同学一溜儿开进我的教室听我上课。我感觉这节课达到了我的理想境界。一下课，我就往厕所去了。可能那些准备指点我的教师以为我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吧。
后来，我问同学们，这节课感觉怎样，大家说“好啊，这节课你的话全懂啦！”
这个班有个学生，穿一身黄军装，个子很高，比我还高些，是当地派出所领导的儿子。上课前，原班主任特意嘱咐我们两位实习教师，这位学生上课听课与否，不要管他。因为平时这位班主任上课全班同学的上课纪律和表现是最好的，这位学生一般老师上课很吵，这位班主任上课时不吵，但是就只睡觉，决不听课。班主任拿他没法。
然而，意外的是，这位学生，我在上课时他不仅没有吵和睡觉，还认真做着笔记，看到他前面不远处有位一向特爱讲话的女生找同座讲话，他还弓腰伸手推那位主动讲话的女生并低声地予以制止。除了这位有讲话“大王”之称的女生偶尔悄悄讲一两句小话之外，全班没有任何违纪和睡觉的现象。大家都在认真听讲，积极配合老师的上课，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而严谨。
后来，一天，他们的原任课教师遇到我时说：“潘老师，你像位上了二十多年课的教师！”上了这节课课后，我被实习队定为向整个实习队上公开课的教师。
我们在同一个班上课的实习同学是两位。当另一个同学上课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对我说“潘老师，太没味了！”我示意她们别作声，认真听讲。那个穿黄军装的学生则基本是伏在自己的桌子上睡觉，偶尔还违反纪律。
在实习回校的路上，有同学说，我的实习成绩“优”是肯定没问题的。然而最后的结果出来后是“中”，与我同班的是“良”。我的实习成绩属于全班少数最差的成绩之一。（实习成绩分优良中三个档次，中是最低档）。我质问大学带队老师，那位带队老师说成绩是由子弟中学的教政治的教导主任定的。我向系里抗议申诉，要求重新到大学附中上课由学校重新认定成绩，系里说没有重新认定的先例。
后来，那个大学带队老师在路上多次碰到我，跟我打招呼，我总是不理睬他。因为，他让我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了人性和人世的丑陋，大学远非神圣的“象牙塔”，而且他让我坚信教师人格绝无任何优越可言。
第一次当班主任
我在参加教师工作的第二年，被调到了一所县中学教书。我这人当教师就担心当班主任。因为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和判断，就是那种有杀气的教师才适合但班主任。而自己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没有杀气的人种。第一年在农村学校工作没有被学校安排当班主任，我很庆幸。可是进到县中之后，一天学校书记把我找到他的房子，说要我准备当班主任。我听了非常吃惊！我的天，我怎么能办主任呢？！当听到书记的谈话用意之后我顿时脑子里简直是不转了。我向书记表示自己实在不是当班主任的料，可是书记根本不容你分辨，反正就说你一定要干。我想这工作安排大约也是不能听任我们群众随便挑选的。既然领导主意已定，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回到自己的住房，老幻想想着自己可能被学生弄得在教室里下不了台的情形，那将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因为，小学时看到一些文弱的女教师被个别调皮的男学生弄得上十分难堪的情形，还有比较面善的男教师的课堂也容易成为学生反抗吵闹的天下。这些情形深深的印在自己的脑海里。我回到家里，跟父亲谈到自己的忧虑和担心，没有多少文化的憨厚当农民的父亲只鼓励我好好干，他并不真正理解我的心思与忧虑。
自从书记吩咐了我准备当班主任之后，我内心几乎没有平静过一分钟。很快就挨到了开学。学校果然宣布我担任初中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
校长在教师会一宣布分工，我觉得自己好像法庭上的被告被法官宣判了徒刑似的，心里沉甸甸的。我那时真是郁闷和恐惧到了极点……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令我十分意外。
这所学校初中一年级当时是四个班，学校还有高中。当时全校总共约有20来个教学班级。当时，学校的管理十分混乱，整个学校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很差。下面举两例为证。
一个是当时学校早晨的晨操和中午的课间操，当时除我班的学生之外，其他班级的学生至少有一半的学生是站着不动的。这些学生一般是站在队列的中间和后面的。在这些学生看来不做操肯定是件占便宜的事情，同时也表现自己的桀骜不驯的“个性”。而我班的学生 则个个都会做操，没有一个站着不动的。
另一件事是全校开大会。每次学校全校学生在大礼堂开大会，如果你向大礼堂方向走，远远的你会听到一种巨大的嗡嗡声，不知道那里面到底在干什么。走进大礼堂，你看到礼堂的主席台上有校领导在作通过喇叭作报告，但是不管你怎么听，就是听不清校长们在说什么。原来，下面20来个班的学生除我班之外各个班的所有学生都在说大话，而不是说小话。而我班的学生夹在众多班级和欢乐的海洋中间就是没有一个学生讲小话。
以上这两件事，是当时学校的一大景致。有人说，是不是我对学生盯得特紧呢？当时，学校要求班主任无论早操课间操以及全校开学生大会都必须到堂压阵。可是我是唯一很少到堂压阵的。这样，每周星期一晚上开上周工作总结会时，学校领导总要点名哪些班主任没有出席全校学生的早操、课间操及学校的学生大会之类的集体活动的次数。我的缺席次数总是最多。但是校领导又无法特别批评我，因为我班学生表现是最出色的最优秀的。
教育家魏书生说过，不喜欢当班主任的教师是不合格的教师。我通过这个经历深深的体会到这句话是教育实践中得出的不易的真理。
我当班主任，很少像一般班主任那样牵着学生的鼻子走，一有集体活动就要守着学生，深怕出乱子。所以，在学校的集体活动中，我总是最少出现在那种大场合的。不过我一般会带领学生找到本班的位置。譬如开会，只要学生的位置固定了，我一般很快就会走掉。偶尔也来看看，看学生是否表现良好，有无不良迹象。我甚至还会向班干和学生打听一下我不在时，我班学生有无违纪行为，班干和同学们一般都是回答“没有”，我于是就放心的走了。走到自己的房间里看看杂志书籍，写写教案，或者就静坐休息一会。
所以，一般班主任一逢学校集体活动就异常紧张，而我在学校集体活动时反而感到特别轻松和愉快，因为我知道自己又有一个自主学习和休息的好时机了。而且如果我乐意，我还可以欣赏一下我的“杰作”（指现场观察我班学生在全校学生面前的优异的出类拔萃的表现）。那实在是件无比快乐的事情！那时，我的感觉是我班的学生与全校其他约二十来个班级的学生比起来就像以前看电影中的那些解放军部队与国民党部队或土匪部队那样形成鲜明的对照！
大家知道，在任课教师与班主任之间常常因为班级学生的课堂违纪问题发生冲突与意见。任课教师说，班级课堂纪律主要应是班主任的责任，任课教师的责任是上课讲课；班主任说，任课教师的课堂纪律应该由任课教师自己负责，与班主任无关。而我则对任课教师们说，如果我的班级你们上课遇到违纪行为，只管课后告诉我，你不用管他们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告诉我课堂违纪的情况。事实上，一位不教我班的课的没有杀气的教师苦于其他班级纪律问题甚至向我提出到我班来上课。但是，显然我是无权决定这类事情的……
一年后，我的这个班主任却莫名其妙的被抹掉了。我感到十分惊讶，一个我不愿接受的班主任工作我干得那么出色却被抹掉。很多教师甚至骂娘都不肯干班主任工作。每年领导都要为班主任的安排落实伤很多脑筋，费很多口舌。尽管意外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当班主任的甜头，但是既然领导不经我同意就抹掉我的班主任，我也不想去跟领导理论。反正干与不干都是由领导决定的。
又过了一年，快开学了，一位副教导主任找到我说：“你还愿意当班主任吗？”我感到很意外——领导们一年前不经我同意就将我干得那么优秀的班主任撤掉，现在居然又来问我还愿不愿意当不班主任。我说“怎么啦？”“当高价班班主任，你愿意吗？”哦，我明白了。大约高价班是无论如何找不到愿意当班主任的人选了。但是有了前面神奇的成功经验，我变得异常自信，而且那种当班主任的快乐始终在吸引着我。我没有直接答复这位副教导主任的提问，“以前我班主任工作干得好好的，我又没有提出不干，学校怎么把我撤了呢？”我说。“小潘啊，工作不要做得太差，但也不能做得太好！这也许就是孔夫子讲的中庸之道吧。工作做得太好，不仅同事会嫉妒，领导也会嫉妒的呢。”我无言。但我却轻松的应诺了这位领导的要求，答应干高价班的班主任。这位领导很高兴，随即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小潘啊，工作不可不认真，也不可太认真！马马虎虎，一般子，大家彼此彼此，这样就可以了！”我心里感到一阵恶心，但是我还是笑着表示理解和受教。因为我觉得人家毕竟对我说了他的真心话和出于一种关心。但我在心中却对自己说：一定要再创辉煌，绝不可有半点马虎！任他们嫉妒去吧！！
2007年7月26日
